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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回顾三教合一历史渊源

      “三教”这一名词,最早见于东汉斑固《白虎通义》中,是指汉儒所称颂的三种德教。就是“夏人之王教以忠;殷人之王教以敬;周人之王教以文。”在这里的教,是指教育、教化、感化之意。根据中国《宗教演化史》的划分为原始宗教,古代宗教和历史宗教三个阶段,夏商周己进入古代宗教晚期,而能分别以“忠”、“敬”、“文”教化民众,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进步的表现。

      本文所说的是历史宗教初期,就涌现了儒道一家的思想渊源,及其后来演化为儒、道、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。因为三教都是以心为宗,以“心”作为世界本原,儒、道、释三者都是从作为世界本原的“心”中派生出来的产物,故有道一教三说,乃是三教学者的共识。

      儒、道、释三教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,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与斗争,到相互借鉴与吸收,再到相互包容与融合。看来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,融合才能适应与时俱进的文化潮流。但这种融合是思想文化上的沟通,而不是拼盘式的奏合。

      三教合一思想源于春秋

      春秋时期(公元前770-前476年),天下大乱,为了救世,思想家各自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,自由争鸣,形成百家。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,就是其中的两大学派。

      按照《史记》记载,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(今河南鹿邑)人。老子研究道德,他的学说以自我隐秘和不求名份为宗旨。老子写了一本书,分上下篇,共五千多字,阐述了有关道德的内容。老子认为“道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,“道”使万物从有形转化为无形,无形既是万物运动的起点,又是万物运动的终点,归宿和本根。老子的思想对中国的思想史、文化史和宗教史都有巨大的深远影响。

      孔子,名丘,字仲尼,鲁国(今山东)人。他主张以仁义之道,改善社会状况,变乱为治。孔子周游列国后,经过综合创新,形成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。

      在春秋时,老氏所创立“道”的学派和孔氏所创立“儒”的学派之间,都是相互学习,相互借鉴,在学派人物之间也表现友善往来。

      老子是一位礼学大师,他曾担任过周朝史官,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执行礼仪。周朝是以礼治国,周礼是西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      孔子也从小就学习礼仪,在鲁国是以知礼而闻名的。孔子在51岁时(公元前500年),适周向老子学习礼仪,于是老孔成为师生关系。孔子向老子学习礼仪的全部内容都收入《礼记》和《孔子家语》中,有具体礼仪,也有礼学理论,孔子继承了老子的礼学文化。

      在哲学思想上,孔子继承了老子“道”的概念。孔子的“道”与老子的“道”在具体内容方面,虽不大一致,但孔子与老子一样,也把“道”视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。孔子说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。意思是说,早晨知道了真理,晚上死去也可以了。

      在政治思想上,“无为而治”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,孔子对此也非常赞赏。孔子也说:“无为而治者,其舜也与!夫何为哉?恭己正南面而己矣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。孔子也把无为而治的社会,看作最理想的社会。

      在道脉传承上,老子提出“守中”(《老子·第五章》),“得一”。(《老子·第三十九章》)的主张。孔子在老子“守中”、“得一”的基础上,也提出“吾道一以贯之”授予曾子(《论语·里仁》)。又有《古文尚书,大禹谟》说尧授舜“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的心传,故而演化为“执中一贯”的道脉。春秋时,佛教己在西方传布,虽未正式传来中国,但佛的教义和宗旨,与中国儒道两家的大旨相契合,佛也有“空中归一”之旨,故在“中一”的问题上,也可相提并论。所谓“中”者,内也,正也。“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未发,谓之中。”(《中庸》)。这个中就是内的意思。老子说“守中”,是说要守住虚静的内心。佛教也说“中”者,中道也,为第一义谛,与真如、法性、实相、佛性同义,是般若波罗密。(《佛学常见词汇》(中》条)。

      “一”者,是无形的“道”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。老氏言:“一”是“太极”,由无极而太极。孔氏亦言:“易有太极。”佛教《碧岩录》第45则云:“万法归一,一归万法。一即一切,一切即一。”《维摩经·弟子品》又说:“诸法究竟无所有,是空义。”

      从上述看来,儒、道、释三家,都把“中一”作为最高“真理”。它蕴含着三教合一的基本精神和思想方法。

      老氏和孔氏学派的后裔,也不乏友谊。庄子是战国时哲学家,他继承和发展老子“道法自然”的观点。庄子对儒家学说,概括为“内圣外王”。(《庄子·天下》)。意为内修圣人之德,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。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理想人格,对中国社会的政治、伦理、哲学、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      庄子对孔子的态度,从总体看也是很尊重的,他认为孔子是一位品质高尚的世俗学者,孔子与老子一样认为社会“生病”了,但开的药方不同而己矣。(《庄子集释》卷9(上),中华书局1961年版,第4册第953页)。

      而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,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,六经之精要括于《论语》,而曾子、子思、孟子递衍其绪。

      孟子,被称为亚圣,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大师。孟子与孔子一样受老子思想的影响。特别是在主体“心”的本质问题上,老子认为“朴”是人类最初本性(《老子·第十九章》)。人只有真正守住本性之“朴”,才能以“真我”面目立足于世,才不会异化为非我。孟子的“性善论”,也是来自老子的“朴”。孟子也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。他说:“人之性善也,如水之就下也,人无不善,水无不下。”“仁、义、礼、智,非由外铄我也(不是外来的作用),我固有之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。认为伦理道德是天赋予人的本性。为其“仁政”学说的理论依据。“性善论”后来成为宋明理学正统的人性学说。

      根据《史记》、《庄子》等书,老子对孔子倡行“仁义”、“礼乐”的做法,也提出一些批评,但这种批评,是老师对弟子的批评,还不能算是学派间的理论斗争,两人都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。

      至于老子和孔子师生关系问题上,学者也有这样的评说:如果孔子不拜老子为师,就不可能建辉煌之业,万世之名。儒家不仅承认老孔师生关系,还认为这种关系,对儒家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也是三教合一说的起源。

      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,佛教传入中国后,曾与本土儒道二教不断发生冲突,在这一种过程中,三者都一直在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,以丰富本教的内容。所以,三教从互相吸收、补充,提高至哲学层次上的融合,并不断进行深化和完善。

      弥勒和会三家作一家

      弥勒,是梵语,姓弥勒,华译慈氏,慈悲、慈祥之意。名阿力多,意为“无能胜”。他的姓和名合起来,就是具足大慈大悲,没有人能超过他。慈氏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,他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,而跟随释迦牟尼出家学佛,修成大乘菩萨,他在释迦牟尼入灭前就先行去世。据《弥勒上生经》说;弥勒离开此世间后,将上兜率天宫,在那儿与诸天说法。兜率,华译知足,在此知止满足。此处分为内外二院,内院为弥勒菩萨说法的净土。外院却是天人享乐的地方,故名兜率。《弥勒下生经》又说:弥勒将从兜率天宫下生此凡界,在龙华树下三次说法,广度众生,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佛。

      关于弥勒下生信仰,根据《佛学大词典》之《弥勒信仰》,《龙华三会》条记载:弥勒将下生于翅头末城,在华林园中的龙华树下成道,开三番法会,度尽上中下三根的众生,“初会度众生九十六亿人,第二会度众生九十四亿人,第三会为九十二亿人。”可谓任重道远。

      什么是龙华三会?根据佛教《弥勒菩萨三经讲要》说:“其树名龙华,言其干高大如龙盘空,且能开灿烂之华,结丰硕之果。言三会者,亦与释迦牟尼的三转法轮相似。其转第一次法轮,遇弥勒听经闻法授记度脱者,是为龙华初会;经若干时期,若干众生,又闻弥勒佛说法而得超凡入圣者,是为龙华二会;到最后一会,则大转法轮,凡为弥勒佛所度之机,皆尽度无馀,是为龙华三会。其实,弥勒佛当来下生人间说法何止这三次呢?不过是指大会而言,其第一会度脱人天无量众生,乃至第三会度脱人天无量众生罢了。”(《弥勒菩萨三经讲要》)第96页,民国二十三年一月,在慈谿金仙寺讲要录,太虚太师全书,法藏、法相唯识学)。

      弥勒信仰,何时传进中国?根据《宗教词典》《弥勒》条载:西晋竺法护译《弥勒成佛经》1卷。为弥勒信仰所依主要经典之一。异译本有鸠摩罗什,于后秦弘始三年(401年),后秦国君姚兴派人迎至长安(今西安),主持翻译佛经,当时也译《佛说弥勒大成佛经》,在广泛传布。

      还有炳灵寺石窟佛像,“炳灵”是藏语,“十万佛”的意思。炳灵寺石窟,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境内。于东晋元熙二年(420年)开凿,经八年建成140个龛,其中就有弥勒佛像,其造型的弥勒穿上佛装,是他下生后成佛的石雕像。今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(《辞海》和《中国佛教图像解说》,1992年9月版,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,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)。

      从以上情况分析,弥勒下生信仰,早在西晋就传入中国,并在基层社会中普遍获得民众的共识,人们也相信弥勒佛己管摄世界。

      弥勒下生信仰的内核,曾辗转经过多次变形,深入民间,度脱众生。其主要特征之一,就是他从中国宗教史的实际出发,极力倡导儒、道、释三教合一,以调适三者的关系。

      在六朝时,弥勒应化居士身于浙江义乌,假名傅翕,又称善慧大士,着有《心王铭与法身颂》传世。傅大士与达摩大师同时应世弘法。达摩在江北弘扬禅旨,创立禅宗学系,成为中国禅宗始祖。傅大士在江南,宣说三教合一,并与禅学有机地统一起来,开了禅学进入百姓家的先河,在禅的历史上,属于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,后世禅宗说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。

      傅大士说教,善用机锋默示的方法,显示其真理。他有千古绝唱的名偈曰:“空手把锄头,步行骑水牛,人从桥上过,桥走人不走。”此偈以农民为比喻,农民种地须用双手拿锄头,耕田才有劲,它寓意三教合一。“水牛”是渡水的舟,以舟比喻为佛法。古代有舟桥,以联接舟或浮体而成的舟桥,故有人在舟中,“桥走人不走。”该偈是像征经过三教合一的路径,三者都可以同舟到达彼岸。梵语波罗,华译彼岸。此岸有生灭,彼岸不生不灭之涅盘。

      梁武帝常请傅大士入宫说法。有一次,梁武帝请傅大士讲《金刚经》,大士升座,只用尺子在案上挥动一下,就下座了。人们都不解其意,于是志公(武帝师)宣布“大士已经讲完了。”(《中国佛家》第178页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6年11月版)。因为如如不动的真理,无说才是真说。老子的“不言之教”,孔子的“目击道存”,释迦的“拈花微笑”,都是以心传心,比用语言表述微妙深奥得多。可见三位圣人都崇尚“不言之教”。

      又有一次,傅大士戴道冠,披纳衣,穿儒鞋去见梁武帝,问武帝我是僧、是道、或是儒?结果,梁武帝心有所悟。所以,在历代帝王中,梁武帝是第一位提出三教合一说。他说:“儒道释三者各有妙用而不可偏废:儒学教导人们要恪守礼法伦常,道教劝人不要计较争斗,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。三者的指趣虽不尽相同,但都有一个共同点,即要求人们安于现状,不必反抗斗争。如此,三教在理论上可以融合贯通,在实践上可以互为补充。因而梁武帝调和三教,提出三教同源说。比较而言,佛教在理论和修行方法,对民众更有吸引力,梁武帝将佛教奉为国教,并钻研和宣传佛教理论,在他的努力下,南梁的佛教理论达到了新高度,佛教中国化进程加速了。”(《新编二十五史·梁书》第98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12月版)。

      佛教《弥勒菩萨三经讲要》说:在唐时,弥勒应化布袋和尚于四明山,宣说三教合一之旨,对民众颇有影响。四明山在浙江省宁波市西南,天台山支脉。

      据《宋高僧传》记载:五代时,弥勒又应化布袋和尚于浙江奉化,明州等地,假名契此,又名长汀子,谥定应大师。他的日常行装又是道冠儒履释袈裟,以三教合一为宗旨,云游天下说法。契此经常手持锡杖,杖上挂一布袋,出入于市镇乡村,游化行乞,乞得之物,就装在布袋内,故名“布袋和尚”。相传他身形肥大,衣着随便,言语行为不拘小节,还能为人们预测吉凶和晴雨,非常灵验。人们都觉得契此是一位神秘莫测的圣僧。后梁贞明三年(917年),契此坐化于明州岳林寺庑下的磐石上,示寂前曾留下《辞世偈》云:“弥勒真弥勒,分身千百亿,时时示时人,时人自不识。”所以,人们已知道契此是弥勒转世,而为他建院供养。宋崇宁三年(1104年),岳林寺住持县振为他建阁塑像。此后各寺院都按“布袋和尚”形像塑成大肚弥勒,安置在天王殿供奉,并配上盈联:“大肚包容了却世间多少事,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。”启示人们由于道业精进,成就檀波罗密,就应该生起欢喜的心来。北宋佛印禅师为其塑像题诗赞曰:“道冠儒履释袈裟,和会三家作一家,忘却兜率天上路,双林痴坐待龙华。”(《中华文化精华全集,宗教二》,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,1992年版)。它描绘了弥勒佛下生的行装和愿望,要“和会三家作一家。”

      自东晋后,弥勒信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最早有东晋佛教学者宗炳着《明佛论》,提出了“孔老释迦,虽三训殊途,而习善共辙”的观点,力倡三教同归之旨,认为三者都是教人为善的,都有利于社会教化。(李霞着《道家与中国哲学》(明清卷)第394页,人民出版社,2004年6月版)。

      孙绰,东晋文学家,字兴公,太原中都(今山西平遥)人,官至廷尉卿,领着作。着有《喻道论》,收入《弘明集》卷3。他认为“周孔即佛,佛即周孔,盖外内名之耳……周孔救其弊,佛教明其本耳,共为首尾,其致不殊。故逆寻者,每见其二,顺通者,无往不二。”

      王通(584-617),隋哲学家,字仲淹,谥文中子,山西河津人,居河、汾之间,开学授徒,时称“河汾门下”。王通提出“三教可一”的融合点,是“使民不倦”。以入世的角度来统一三教,无论从个人的生命安顿,还是从社会的政治秩序,凡是有利的地方都可以吸收。(罗安宪《中国孔学史》第362页,人民出版社,2008年5月版)。

      白居易(772-846),唐代诗人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陕西渭南人,官至刑部尚书。他认为“儒门释教虽数则有异同,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。所谓同出而异名,殊途而同归。”(《白氏长庆集》卷67)。

      柳宗元(773-819),唐文学家,哲学家,字子厚,山西运城人,贞元进士,官至监察御史。他宗信佛教,主张儒、道、释三教调和。认为“浮屠诚有不可斥者,往往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……不与孔子异道。”(《柳河东集》卷25,《送僧浩初序》)。

      唐中叶,佛教学者宗密着《原人论》,以研究人的本原为己任,并将儒、道、佛三家的人性论和宇宙论纳入其《原人论》的序中。他说:“孔老释迦,皆是至圣;随时应物,设教殊途;内外相资,共利群遮。策勤万行,明因果始终;推究万法,彰生起本未。”(《正宗新修大藏经》第45卷,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,1990年版。)

      北宋,道教学者张伯端(984-1082),着《悟真篇》,论述内丹修炼和儒、道、释“三教一理”思想。后世奉为南宗或紫阳派初祖,称紫阳真人。(《辞海》)。

      北宋,高僧延寿,也以佛教为中心而和会三教。他认为三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,故可融合为一。他说:“三教虽殊,法界收之,则无别原。若孔、老二教,百氏九流,总而言之,不离法界,其犹百川归于大海。”(《中华文化精华全集·宗教二》,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1992年版)。

      南宋,孝宗赵眘,提出“以佛修心,以道养生,以儒治世可也。”此外,南宋民间供奉的神像,三教神仙,人物具全,反映了“多神崇拜”的鲜明特点。可见南宋时期,三教合一的思潮,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。(线装经典《中国通史》第247页,云南出版集团,云南教育出版社,2012年5月版)。

      南宋哲学家朱熹,他以儒家继承者自居,但对老子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朱熹的理学是套用老子的哲学框架。老子说:“‘道’可以为天下母。”(《老子第二十五章》)。老子认为“道”处于万物之先,是产生万物的根本,是无形无像的。而朱熹对“理”学的特性也说:“未有天地先,毕竟也是‘理’,有此‘理’,便有此天地;若无此‘理’,便亦无天地,无人无物,都无该载了。”(《朱子类语》卷1,第1册第1页,岳麓书社,1997年版)。所以,朱熹晚年,立足于武夷,致力融合儒、道、释于一炉,集理学之大成。

      南宋,着名禅师宗杲,同样认为“儒、道、佛三教圣人所说之法,无非是劝人戒恶,正人心术。”“三教圣人,立教唯异,而其道同归一致,此为万古不变之义。”(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卷24,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,1990年版)。

      南宋,乾道三年(1167年),王重阳在山东宁海(今烟台牟平)全真庵讲道,并创立全真道,主张道、释、儒三教合一。以“澄心定意,抱元守一,存神固气”为真功。“济贫拔苦,先人后己,与物无私”为真行。功行具全,故名全真。此后,道教即正式形成全真,正一两大教派。(《辞海》)。

      从西晋至元代,历时1103年间,在弥勒佛调和三教思想的启示下,引起各界学者的密切关注,三教合一论成为当时社会上的热点,而且这一热点越来越浓,上述只略举数例作为佐证而己。此后三教合一思想又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更广泛地流行。

      明代三教合一思潮

      三教合一论,到了明代产生了更重大的影响。特别是在政界,哲学界、宗教界等学者,都极力倡行三教合一说,并形成当时学术思想上的一种共识。

      明初、太祖朱元璋,制定“三教合一”政策。他对儒、道、佛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。他曾写《三教论》,对三教的作用与关系作了论述与阐释。他认为儒、道、佛在教义教理方面虽有种种差异,但在社会教化上都有各自独特的作用,缺一不可。他说:“仲尼之道,祖尧舜,率三王,删诗制典,万世永赖。”“凡有国家不可无。”(《明太祖集·三教论》,黄山诗社1991年版)。朱元璋对佛道二教也采取了利用政策,让其发挥辅助作用。他说:“佛仙之幽灵,暗理王纲,益世无穷。”(《明太祖集·释道论》,出版同上)。所以,明代实行以儒教“明治天下”,以佛道“暗理王纲”。也就是通过儒教来制定政治典章制度,伦理纲常以及君臣治国之道。利用佛道所提供超人间的力量来威摄天下百姓。

      朱元璋所制定的三教合一与并用政策,对明朝后来几代皇帝都没有改变,坚持兼收并蓄的态度。

      在哲学界,心学大师王守仁,是以儒合佛道,在其思想体系中大量吸纳了佛道思想。他认为儒佛道同是心学,其差别只在毫厘之间,只要取其同而去其异,则三者便可融合贯通。(李霞着《道家与中国哲学》(明清卷)第9页,人民出版社 2004年6月版)。

      王门后学朱得之,号近斋,直隶靖江人,师从王守仁,他主张三教合一,他比方说:“三教的关系好比一间房子,在老祖宗那里,原是一间;有了子孙后,大家分而居之,故一间房子便有中有傍;再往后,不仅有中有傍,而且后代还在中间设置藩篱,故一间房子变成了几间;再到后来,关系就不融合了,从相较发展到相争直至相敌。若去其藩篱,仍旧是一家。三教之分,亦只如此。”(同上第166页,引自《明儒学案》卷25)。

      明代佛教中的高僧大德承接了慈氏所倡行的三教合一说,并将这种融合,推向了高潮。当时,倡导三教合一说,最力者有着名禅僧元贤,以及号称“明代四大高僧”的祩宏、真可、德清和智旭。

      元贤(1578-1657),字永觉,俗姓蔡,建阳人。他研习《楞严》、《法华》、《圆觉》三经,“言满天下,道被域中。”元贤认为儒、佛、道三家,其教虽殊,其理则一。所以他提出“三教一理”的观点,他说:“教既分三,强同之者妄也;理实唯一,强异之者迷也。”“是知理一,而教不得不分;教分,而理未尝不一。”(同上书第397页,引自《寱言》、《续藏经》第一辑,第二篇),意思是说,儒、佛、道三教是不同社会背景,不同时代要求下的必然产物。故它的产生更是合理的,是理之所归。既同是理之所归,故三教一理之论自然能成立。

      祩宏(1535-1615),字佛慧,别号莲池,明代中兴净土的宗师,俗姓沈,浙江杭州人。他长住杭州云栖寺,故称“云栖大师。”在儒、佛、道三教关系问题上,祩宏提出“三教一家”的论点,三教为何是一家?祩宏以三教同源来论证这一观点。他作了一幅三教同根同祖的关系图,并题诗曰:

      “胡子秀才书一卷,白头老子丹一片。

      碧眼胡僧袒一肩,相看相聚还相恋……

      想是同根生,血脉原无间。

      后代儿孙情渐离,各分门户生仇怨。

      但请高明玩此图,录取当年祖宗面。”

      (同上书第404页,引自《山房杂录、诗歌、题三教图》、云栖法汇第8册)。

      祩宏认为,他所作的三教同根,血脉无间的三教关系图,反映了儒、佛、道三家在老祖宗那里同根源同血脉的本来面目,只因三教传人不了解这一点,才各立门户,相互对立,互生仇怨。若看了他绘制的“三教图”,就能消除三教之间的隔离,使其同归于一家。

      真可(1543-1603),字达观,号紫柏,俗姓沈,江苏吴江人,少时在虎丘云岩寺出家。他潜心研习法相,华严学说,体悟到儒、佛、道三教之法,本是一原,出自一心。他说:“夫身心之初,有无身心者,湛然圆满而独存焉。伏羲氏得之而画卦,仲尼氏得之而翼《易》,老氏得之二篇乃作,吾大觉老人得之,于灵山会上,拈花微笑,天人百万,圣凡交罗,独迦叶氏得之。自是,由阿难氏乃至达摩氏、大鉴氏、南岳氏、青原氏、并相而得之。于是乎千变万化,世出世法。”(同上书第408页,引自《释毗舍浮佛偈》、《紫柏尊者全集》卷1.2)。它说儒、佛、道三教乃至三教之间内部的宗宗派派均是得之于先天的“湛然圆满而独存之一心。”这好比一棵大树,枝叶再多,也都是源于一根,三教亦然,其流演变,变化再大,亦是万变不离其根。

      德清(1546-1623),字澄印,号憨山,俗姓蔡,安徽椒县人。少时在金陵栖霞山削发为僧,研习《华严经》,又发心刺血泥金,写《大方广华严经》一部,他对儒、佛、道的会通中,提出“三教同源论”,他说:“尝言为学有三要,所以不知《春秋》,不能涉世;不精《老》、《庄》,不能忘世;不参禅,不能出世。”( 同上书,第418页,引自《憨山大师梦游全集》卷39,《说,学要》)。为什么《春秋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,禅学缺一不可呢?他认为,这是因为三教原本就是同源的,三者同源于一心,三学之要也同此一“心”,学同此心,故教同此理。

      智旭(1599-1655),俗姓钟,字素华,别号“八不道人”,“藕益老人”,江苏苏州人。他曾住安徽九华山及浙江吉安灵峰寺。他主张诸宗融合,禅教兼重,三教合一。他认为“自心者,三教之源,三教皆从此心施设。苟无此心,三教具无;苟昧自心,三教具昧。苟知此心,而扩充之,何患三教不总归陶铸也哉?心足以陶铸三教,乃名能其性,亦能尽人物之性。”(同上书,第424页,引自《疏二,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》、《灵峰言论》卷7之4)

      方以智(1611-1671),字密之,号浮山愚者,安徽桐城人,崇祯进士,任翰林院编修,后削发为僧。他的儒、佛、道的融通思想表现在“三教一宗”的“易”学观中。他提出一个主张,要融往古圣贤之论以及儒、佛、道三圣之教于一炉,配之阴阳之理,神药之辅,而炼成一种新的宗教——三一之宗。而他所谓“三一之宗”,也就是以《周易》集儒、佛、道之成。他认为三者的思想主旨之同表现在,孔子的“无言”,佛氏的“见一切心”,及老、庄的“无为无不为”思想,实际上是一个东西,它们都是《易》理的显现,因而都可以归融于《易》。溯其源同,则归于《易》耳。

      明代正一道和全真道都主张儒、道、佛三教合一论。正一道第43代天师张宇初,也认为儒、道、佛三家的本源之理是一致的,只是语言表达有所不同而己。道教所谓“元神”,就相当于儒教的“太极”和佛教的“圆觉”。他还将这一思想纳入正一道的教义之中,力求三教融合贯通。(《岘泉集》卷1,《道藏》第33册)。

      明代全真道也提出儒、道、佛三教合一论。具有传奇色彩的张三丰,名全一,又名君宝,道号玄玄子,辽东懿州(今辽宁阜新)人,全真道的丹法思想家。他曾在武当山幽栖,武当山内家拳技创始人。后隐循潜修,明太祖,明成祖曾多次遗使求之,都查无下落。明代皇帝也曾多次授张三丰为“通微显化真人”、“通微显化大真人”、“韬光尚志真仙”、“清虚元妙真君”、“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”等。关于张三丰的着作,《明史·艺文志》着录有《金丹直指》和《金丹秘决》各1卷。后人编成《张三丰祖师全集》、《张三丰先生全集》。在儒、道、佛三教的关系上,张三丰认为“佛也者,悟道觉世者也;儒者,行道济世者也;仙也者,藏道度人者也。各讲各的好处,合讲合的好处,何必口舌是非。”(《三丰全集·大道论》,清彭定求编《道藏辑要》毕集,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成都二仙庵重刻本)。

      托名吕洞宾乩授的《三宝心灯》更强调:“若归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,便是异端邪说。”此可谓将道门中的三教合一论推向了极端。

      就明代整个思想界来说,倡导三教合一说,最盛者还是林兆恩先生,因为他不是一般地主张三教合一,而是将三者现实地紧密结合在一起,创立一种新的宗教——三一教。林兆恩所创立的三一教,是将佛道思想大量引入儒学内部,以儒为主,以佛道为辅,在“归儒宗孔”的基本宗旨下,创立一种合三为一的思想体系。使儒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即由哲学变为宗教,又从宗教的环节中体现哲学,也就是他以儒教纲常礼教为主,兼有佛道二教心身性命之学的宗教。他指出,由于孔子之儒学实际上也是一种心身性命之学,因此宗孔子之儒学,也就是宗心身性命之学。

      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,最具特色的是崇尚弥勒下生信仰。根据《实录》记载:在万历十六年(1588年)正月,林兆恩居竹峙寺,着《弥勒经》成书,此经未偈曰:“弥勒尊佛是我体,弥勒尊佛是我心。我体即是弥勒体,我心即是弥勒心。弥勒与我无二体,弥勒与我无二心。”因为三界唯心,万法唯识。内根外器皆唯识变现。“三界”(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)中的一切境界和事物都是由心所造。弥勒心是佛心,前念迷就是众生,后念悟就是佛,众生与佛只在迷悟之间。故林兆恩与弥勒尊佛同心同体的理论自能成立。

      所以,林兆恩嫡传弟子卢文辉,也采用弥勒下生信仰,以林兆恩为弥勒佛的像征。在三一教中有《灵应本体真经》(《林子宝诰》)中也有一句“南无夏午尼氏弥勒尊佛。”《宝诰》还说:“龙华三会,普度人天。”而且三一教的教义倡导三教合一,倡导出世与入世合一,从这个意义上说,三一教与弥勒尊佛的人间佛法是相同的,三一教教人在世修行,先做人,后做仙做佛,又是在民间普及,可以说是弥勒尊佛人间佛法的真实再现。许良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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