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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蔡襄与宋代福建变化

      □林劲松

      在网上,对于庆历新政的结果,有人是这么说的:“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,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。庆历五年(1045年)初,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,各项改革也被废止,新政彻底失败。”

      真的是这样的吗?庆历新政出台了十大政治纲领,有抑侥幸、精贡举、厚农桑等,每一项都被废除了,一样也没有保留,彻底失败了?

      但是,蔡襄却是历史见证者,他在福建办事效率高,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以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为纲。纲举目张,工作到位,想方设法完成好。《宋史》说:“(蔡襄)以母老求知福州,改福建路转运使。复五塘溉民田,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,复修起居住。”(《蔡襄传》)蔡襄于庆历五年四月,知福州;七年十一月,出任福建转运使,完成任务后回京任职。

      蔡襄是庆历新政骨干分子,宋仁宗对他十分信任。他离开东京的原因,《宋史》写的很清楚,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,所以想回福建做官,知福州。后来,宋仁宗让他出任福建转运使,把整个福建交给他去治理。《宋史》列举了两件事,一是复五塘溉民田,二是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,分别属于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六、九两条。这是庆历七年出任转运使以后做的事。在那时,他仍然在福建落实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,这说明,所谓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了,并没有符合历史客观实际,而是属于今天历史研究领域中不应该存在的浮夸风。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,否认宋朝的历史就等于否认今天的中国。这是不言而喻的。这就是说,在今天,中国所以会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,是因为她有一部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的社会发展史,宋朝是个重要起点。所以,历史研究要警惕有些人采用否认历史上的中国,来达到否认今天的中国之目的。

      据弘治《兴化府志》记载,蔡襄任职福建转运使以后,向宋仁宗递上《奏复五塘剳子》,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。文章说,“亚博体育在线投注县有陂塘五所,胜寿、西冲、泰和、屯前、东塘,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,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。大中祥符(1008-1016)年中,有百姓陈清等陈状,于萩芦陂渠引水,灌注塘下民田,却决去五所陂塘,以地为田,官司妨碍,不与检给。天圣(1023-1031)年中,陈潭知军日,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,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,州县徇私曲理,先次给却屯前、泰和、东塘陂塘三所,去水为田,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。百姓争讼,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。至李余庆知军日,陈清又请胜寿、西冲二塘为田,其时不与检给。宝元(1038-1040)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,一向检给,科率产钱供输赋税”。其结果,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,沿海咸地止仰天雨,有种无收,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,是致人户逃移”。

     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,在庆历新政以前,亚博体育在线投注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,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。例如胜寿塘,是唐太宗贞观五年(631 年)建造的,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,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。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,麻木不仁,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,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,逃移他乡。直至庆历三年秋旱,官府才“放产税例及九分”。

      有比较才能鉴别。蔡襄说:“窃缘旧作陂塘,灌田一千余顷,济活八千余家。及决塘为田以来,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,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,又年年雨水不充,放却赋税至多。”在这里,8000 多户和 30 多户,孰轻孰重,也就清楚了。所以,通过比较之后,他说:“若以民间利害,即贫困却八千余家,止丰赡得官户三十余家;若以官中租赋,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,只得百顷租赋,其为利害公私灼然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认真算好这笔账:这样做,无论是平民百姓收入,还是政府财政收入,都是一大损失。所以,复五塘溉民田,是落实庆历新政(六)厚农桑。这是其一。

      其次,《奏乞减放泉州、漳州、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》呢,则是落实庆历新政(九)覃恩信。该项要求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。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旨令的施行,要依法从重处置。另外,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,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。这样,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。

      蔡襄说:“伏惟祖宗恢复天下,大去无名之歛,然诸州身丁,尚犹输纳。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,祥符中(1008-1016 年)特降御札,除两浙、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。漳泉兴三州,亦是丁钱折变作米,无人论奏,因依科纳,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。三郡之人引领北望,迄今又四十年矣。”四十年间,三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,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,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,即使“皇恩浩荡”也没有用处。所以,蔡襄进之说:“臣闻圣人以生为德,以孝为本。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,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?先朝所行之事,有所未尽,陛下推而行之,可谓至孝矣。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,下恤远民之苦,蠲放三州军丁米,只令依建州例纳,岁纳口钱。”在这里字里行间,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,显示了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。就这么一请求,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。

      蔡襄“复五塘灌民田,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”,那是他带头落实庆历新政的具体表现。在蔡襄的带动下,福建政府官员重视兴修水利、为民办实事的新的风气掀起了。庆历新政以后,“厚农桑” 成了许多人的共识,讲究农田利害,兴修水利,大兴农利,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。

      其三,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,这与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带头落实“精贡举”息息相关。朱维幹先生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:“政治上兼收并蓄,是仁宗时才有,南北的畛域解除了。于是,‘七闽、二浙与江之西东,冠带诗书,翕然大肆。人才之盛,遂甲于天下' 。” (《福建史稿》上册 247 页)。“

      弘治《兴化府志》卷十五说,”庆历四年(1044 年)复有诏立县学,县满 200 户以上者“。这就是说,兴化军兴化县学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,或者是七年十一月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立的。那时该县人口不多,就有一所县学,亚博体育在线投注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,也只有一所县学。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,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。这说明,庆历新政后,宋仁宗重视山区教育,办教育向山区倾斜,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。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,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。兴化县是这样,福建许多山区县也是这样,都有自己的县学。这就是说,精贡举从办好县学做起。庆历新政后,蔡襄刚好是福建路转运使,理所当然要把宋仁宗的新的决策落实到位。福建靠山面海,山区县多。宋仁宗办教育向山区倾斜,是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的一个主要原因。之所以山区各地县学很有可能是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办的,是因为办学一要花钱,二要师资,二者都要到位。蔡襄重视教育,而且是转运使,有路财,有人事权,他会想方设法把宋仁宗的这一决策落实好,让福建教育面貌焕然一新。

      另据本市弘治《兴化府志》的《选举志》记载,嘉祐二年(1057年),”是年亲试举人。凡进士与殿试者,始皆免黜落。“进士和殿试者从此有了言论自由。殿试,让应试者为国家为人民出谋献策,是1043年庆历新政出台的,名曰”精贡举“。这却是一件有风险的事。参加者每个人都已经得中进士,有了铁饭碗。没有正确的政策,就没有办法达到精贡举目的,因为他们怕这怕那,特别怕丢掉铁饭碗,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。这就是说,有了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还不够,还要有具体的政策,请他们放心参政议政,并且还要考试以后马上兑现,让头三名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荣耀无比。这是重赏,赏罚分明。从中可以看出,精贡举大有文章可做,精益求精,一直到了1057年,还有新的决策出台。

      值得指出,1045年蔡襄”以母老求知福州,改福建路转运使“。无独有偶,范仲淹也找理由,离开了京城,去地方任职。这样做不是坏事,而是功成身退,风格高,好事情。所以,不能因为他们去地方任职了,就说庆历新政失败了。那样做是想当然的毫无根据的。

      功成身退出自老子名言,《道德经》说:”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;揣而锐之,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;富贵而骄,自遗其咎。功成身退,天之道也。“意思是说,执持盈满,不如适可而止;显露锋芒,难以保持长久。金玉满堂,无法守藏;如果富贵骄横,那是自己留下了祸根。一件事情做圆满了,就要马上离开,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道理。

      之所以要马上离开,因为那些地方往往是块肥肉,是非之地,是争名争利人家必争之地。离开,干别的事情,干重活,干粗活,干吃力不讨好的活,与世无争,也就无人前来抢了,而且坚持到底,还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。范仲淹和蔡襄等人都为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等的制定做出了贡献,他们功成身退,很有可能是受到老子的启示。

      在那时,庆历新政在上层得到了共识,有了十大政治纲领。但是,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,却还要深入基层,深入实际,进行一番艰苦奋斗,蔡襄”以母老求知福州,改福建路转运使“,正是这样,后来终于做出了他人做不了的事情,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。

      所以,他们主动离开朝廷,到地方任职,是件好事,既缓和了社会矛盾,又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。与此同时也说明,宋仁宗是他们信得过的皇帝,他会继续坚持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,去实现天下大治。

      例如,庆历新政(七)修武备,整治军备。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,充作京畿卫士,用来辅助正规军。这些卫士,”使三时务农,大省给赡之费;一时教战,自可防虞外患“,即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,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,寓兵于农,实施这一制度,可以节省给养之费。而且京城成功了,以后还可以把这个制度推广到了全国。1047年,宋仁宗让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,从军事上来说,正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。福建位于东南沿海,是中国的东南大门、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前线。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胜利,证明了宋仁宗长远战略决策的正确性。这又再一次证明,范仲淹、蔡襄等人去地方任职,庆历新政不仅没有失败,而且还得到进一步贯彻和执行,历史意义十分重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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